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而以人为核心的具体体现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即农民工与其家属在城镇落户、成为户籍人口。
然而，在此发展目标之下，受各地教育准入政策的限制，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义务教育仍无法真正意义上达到“同城化”的水平，仍面临入读公办学校难、教育负担重、教育融入困难、本地升学困难等多重困境。
为妥善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国家自 1992 年以来不断进行探索与实践，相关教育政策也已形成了“两为主、两纳入、两统一”的基本格局。
然而，时至 2022 年，从地级市层面的具体政策来看，多数特大及超大城市依然维持着带有限制性的教育准入政策，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仍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 2.86 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长期人力资本水平的发展，其意义重大。
因此，需要厘清随迁子女教育困境与教育准入政策的内在联系:深刻理解和剖析教育准入问题的实质与根源:探究教育准入政策对随迁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影响。
而上述几个方面也是本论文试图探究、剖析的主要内容现有研究围绕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考察提供了较为充实的研究基础。
然而，一方面，已有关于随迁子女教育准入政策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性、表征性的研究，仅是基于对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从理论层面探讨其公平性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缺少量化分析及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关于教育准入政策对随迁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研究仍十分有限，该主题的研究还存在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更加全面目系统地考察教育准入政策对随迁子女各类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或决策的影响。
具体而言，研究以教育准入政策为切入点，遵循“现实剖析一一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一一政策优化”的逻辑脉络。
在研究内容上按照“随迁前一一义务教育阶段一一初中毕业后”的时间主线，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在理论分析部分，研究在系统回顾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实际问题分别构建了子女随迁决策模型、教育投资决策模型、教育参与决策模型、教育成本与升学率模型。
其次，对各地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收集梳理，并结合宏观和微观数据，深入剖析了随迁子女教育准入政策问题的根源及其与各类教育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实证分析部分，研究主要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检验分析了教育准入政策对随迁子女迁移、教育支出、教育参与、高中教育选择等各类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总体而言，各省《市、区) 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农民工随迁子女逐渐趋于开放、友好。
但从特大及超大城市 2022 年的政策情况来看，仅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 4 个城市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较为友好，仅需提供最基本的“三证”《户口簿、居住证、务工证明) 即可入学。
其余 17 个特大或超大城市依旧存在不同限制程度的教育准入政策。
(2)从表象上看，随迁子女教育准入问题是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即流动人口子女受流入地教育政策的限制，无法与本地学龄儿童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而实质上，该问题是户籍制度下城市教育公共服务与随迁子女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
而该问题的根源则是来自于义务教育财政供给的限制。
在以区县为主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下，受自身发展需求影响及财政经费约束，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积极性会受到限制，进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教育准入门槛。
(3)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的提升会显著抑制农民工的子女随迁决策使其子女被迫在原户籍地留守。该影响对女孩、非独生子女更为显著。
上述结果司时也从侧面印证了特大及超大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门槛阻碍了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及其市民化进程，造成人口频繁流动、回流等现象的发生。
(4)家庭对异地中考政策主观认知不清以及过高的政策限制，不仅会直接增加随迁子女当前的教育成本，还增强了其预期教育收益的不确定性。
进而造成教育净收益和家庭教育期望的下降，抑制了随迁子女家庭的扩展性教育支出、父母教育参与程度、子女自身教育参与程度等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总体而言，异地中考政策限制显著抑制了家庭对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加剧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
(5) 异地中考政策限制对扩展性教育支出、教育参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随迁女孩、非独生子女、低认知能力和经济困难家庭子女等“相对弱势”的群体中更为显著。
同时，政策限制也显著增强了家庭让非独生子女、低认知能力学生放弃升高中的意愿。
综合来看，异地中考政策加深了随迁子女内部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使得相对弱势的随迁子女在家庭教育资源配置中更加弱势。
(6)家庭对异地中考政策认知不清以及政策限制直接影响了随迁子女的高中教育选择意愿，提高了家庭让子女在初中毕业后放弃升学、流出当地、读职业高中的意愿。
在宏观影响上，政策限制很可能对高中教育的普及存在阻码作用，并且在“初升高”环节加剧了随迁子女回流及过早的教育分流。
基于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扩大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第二，完善教育财政分摊机制，推进“钱随人走”和“省级统筹”
第三，适度降低城市教育准入政策的限制程度，妥善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和升学问题:
第四，各地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加强异地中考政策的传达工作，提升政策知晓度:
第五，重视随迁子女内部的教育公平问题，保障随迁女孩、非独生子女、低认知能力和经济困难家庭子女等“相对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
第六，以教育准入政策为切入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一节研究背景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为主而推动的城镇化，而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则是以人为核心。
而以人为核心的具体体现就是农民工市民化，即农民工与其家属在城镇落户、成为户籍人口’。
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同时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的长期发展，因此也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受迁入地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异地中考政策等教育准入政策的限制,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公共教育资源的获得上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不能完全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的教育机会与资源，在现阶段仍面临入读公办学校难、教育负担重、教育融入困难、本地升学难等诸多现实困境
2009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农民工总量始终保持上涨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9 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91 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分别为 1.17 亿人和 1.74 亿人2，总量上比 2018 年增加了 241 万人，增速为 0.8%。
相较 2018 年的增长有所提高(2018 年增速为0.6%)(陈博欧和张锦华，2021: 胡雯和张锦华，2021)。
在新增农民工数量上，外出农民工占主要，增加了 159 万人:本地农民工增长相对较少，为 82 万人。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迁移模式也逐步倾向于长住式、家庭式迁移据统计，2014 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目已达 3578 万人，约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总数的 21.27%。
并且，从农民工人数的增长程度上看，2014 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目相较 2008 年增长了 25.15%，而外出农民工总数仅增长 19.80%，表明了家庭式迁移农民工数的增长快与外出农民工总数的增长。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农民工总量出现近十年来的首次回落，相较 2019 年减少了 517 万人，但总规模仍达到 2.86 亿人“。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间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随迁子女数目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至 2020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已达到 1999.88 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 12.79%，且近年来持续保持在 13%左右。
而在随迁子女中，大部分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其占到总数的 71.49%.